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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消费动能持续恢复******

　　【财经论语】

　　作者：依绍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新一年经济工作提出明确部署，也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规划实施路径。

　　扩大内需战略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紧密相关。事实上，内需也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关键要素。2021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9.1%，较上年提高4.4个百分点。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在稳定出口的同时，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成为必然选择。历史经验证明，内需和外需在一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一般情况下，外需拉动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发挥巨大作用。经济繁荣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后，内需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从并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理应成为新时代扩大内需的基本遵循。

　　消费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凸显。自2013年开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投资贡献率，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为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4%，拉动GDP增长5.3个百分点，已成为我国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主引擎，在扩大内需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

　　为有效促进消费增长、推动消费持续恢复，需要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增强消费信心。一是逐步提高城镇低收入户最低生活保障，加大对农村特定地区低收入者的帮扶力度，健全社会“托底”机制，在初次分配与再分配中向低收入人群倾斜，推动低收入群体收入稳定增长；建立健全工资性收入随企业利润增长动态调整机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依法保护居民合法经营收入，有序以个人所得税等税制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发挥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作用，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二是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引导农村地区以资源禀赋为依托经营特色产业，推动规模化、集约化、差异化发展与产业链条延伸，稳步提升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支持建立商务领域农民工就业服务平台，在农村地区建设养老、托幼、家政等生活服务业技能培训基地，增加中低收入农民的可支配收入。

　　发挥流通环节吸纳就业功能。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知识分享等平台发展，以微经济实现兼职就业和副业创业，形成灵活多样的个体经济就业池，引导用工外包服务等平台规范发展，多渠道增加就业。支持小店发展，鼓励小店市场主体实施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打造“小而美”精品品牌。引导线上线下创业平台优化服务质量并减免服务费用，优化证照办理等政务服务，降低小店的线上线下创业成本，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

　　优化新型消费供给，培育新型消费领域，优化免税政策体系，支持发展免税零售，引导免税零售企业实施差异化、多元化经营，构建良性竞争格局，有序增设免税城市和门店，拓宽免税消费空间。推动制造业与流通领域跨界融合，支持零售与批发领域的龙头企业开展供应链逆向整合，建设柔性化供应链，实现个性化、多元化、定制化供给。优化发展与享受型服务消费供给，大力发展文娱、旅游、体育等服务消费产业，鼓励服务内容、业态与模式创新，推动服务消费场所的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升级，丰富购物中心等消费场所运动、康养、餐饮等业态配置，构建满足多元消费需求的一站式体验消费场景。

　　双向推进多层次城市消费体系和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首先要高质量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优化城市核心消费商圈布局。推动集聚国内外优质消费资源，促进商圈内不同经营模式和业态优势互补、信息互联互通，增强场景化、立体化、智能化展示功能，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步行街、商业街、购物中心等地标式场所。其次要完善社区便民商业网点。推动补建和提升基本便民商业网点覆盖率，鼓励品牌连锁便利店业态发展，支持搭载多元生活服务功能，提升社区便民服务质量。再次要培育县域领先商贸流通主体，完善商业网点业态配置。加快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改造升级，鼓励供销社、邮政等创新发展，依托点多面广的网络优势完善农村商贸流通综合服务水平，支持电商平台、供应链综合服务企业等赋能农村传统商业网点，以数字化技术、供应链管理等助推提质增效，发展新型品牌连锁业态。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2日 15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