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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年轻人的新年第一游，路过打卡正被沉浸式深度体验取代******

　　“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最好的时光即将到来。”站在2023年1月1日这个新起点，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用这句话总结2022，展望充满可能的2023。

　　自2023年1月8日起，对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民众出游意愿和出游信心加速恢复，国内压抑了3年的旅游需求正加速释放，旅游市场的复苏曙光渐现。

　　近日，各类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大家分享旅行vlog与美食美景照，即使是按捺着躁动之心尚未出游的朋友，也跟着一起看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已经热情拥抱国内游大潮的人具体感受如何？听听亲历本场浪潮的“浪花们”怎么说。

　　前往黑龙江省感受冰雪世界的扬扬说，作为一个北方人，本想到温暖的南方城市过过“夏天”，但某一刻突然想看看一望无际的茫茫雪原，便干脆买票北上了。南下到温暖三亚看海的小宇也是一个行动派，和朋友看到许多漂亮的景区图片和旅游攻略介绍，便决定去海南逛逛美丽的三亚湾。小茹和朋友刚结束考研，追剧中被美丽、治愈系的云南大理风光深深吸引，马上买好了3天后出发的车票。

　　近几年，大环境带来了太多的不确定，很多年轻人在不确定中迷茫着，但有时候需要的并不是瞻前顾后与深思熟虑，而是一分冲动与洒脱。同时，虽然目前大环境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对于许多人来说，出游需求已然成为那个“确定性”。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最近的这次出游是3年来最自由、最不受约束的一次，所以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体验与感受，性价比可以暂时往后排，颇有些“报复性”旅游消费的意味。与此同时，旅游地住宿、出行、游玩项目等方面的价格也有较为明显的上涨，被大家戏称为“报复性涨价”。

　　受访者扬扬提到，他们体验的雪地摩托、雪地蹦蹦、雪圈漂移等景点游玩项目，多是“50元5分钟”“80元7分钟”的价格，要是平时，看到这样的价格自己大概会转身就走，但这一趟旅游他们暂时选择了将体验与快乐放在第一位。

　　小宇也提到尽管出行住宿费相较于过去上涨了不少，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节约路程时间、有更多更好的游玩体验。

　　处在疫情管控放松后的首个旅游出行大浪潮这一较为特殊的时间点上，不少游客似乎都降低了对价格的敏感度，但“潮水”终将退去，无论是游客的报复性出游消费，还是被戏称的商家“报复性涨价”，都是暂时的“狂欢”，旅游业终将回归理性，重视提升服务与消费场景才是旅游目的地发展的长久之道。

　　扬扬表示，哈尔滨的许多俄式风情建筑让她眼前一亮，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等景点也有较好的观感，但不足的是，城市建筑均比较老旧，导致整体观感有些扣分，且地铁线路覆盖不足的问题，也给这次旅游带来一点遗憾。

　　小宇则提到三亚一些景区存在拉客现象，在沙滩、游艇上总能遇到有人拉客推销，导致后面几天他们看到陌生人靠近就想走开，严重影响了游玩体验。同时，他也表示，夜市大多是外地小吃，没有吃到海南本地的特色美味，很是遗憾。

　　说到近期旅游的难忘回忆，几位受访者都表示，从过去的路过式体验游逐渐倾向于沉浸式深度游。小宇感觉自己好像融入了三亚，景点毋庸置疑是美丽且热闹的，但他也很享受每天清晨或傍晚走在沙滩上感受着海水拍打双脚，坐在沙滩上放空自己，或是在小岛上慢悠悠地骑着电动车吹着海风，感受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小茹提到，以前出游往往像是完成任务打卡一般，每天走走看看这个或那个景点，吃几顿特色菜，最后买几份特产。尽管这次她也去了苍山洱海等著名景点，但在回忆时，脑海中最先浮现的是沙溪古镇的一家薄荷咖啡馆，坐在可以晒太阳的院子中，喝着茶，看着书，一上午就慢慢过去了。

　　这3年，人们有太多紧张、焦虑、迷茫等负面情绪，不妨换个环境“生活”几天。

　　2023，去被美好的旅行治愈，再出发。

　　实习生 王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齐征 来源：中国青年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