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
不同时期、不同版式的五铢钱,自左上至右下分别为:西汉五铢、鸡目五铢、剪边五铢蜒环五铢、东汉五铢(背四出)、蜀汉直百五铢、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南朝梁五铢(公式女钱)、隋五铢。来源/罗文华《中国钱币的故事》
工业互联网论坛: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分论坛焦点】
光明日报乌镇11月10日电(记者卢璐)“产业数字化已逐步在数字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自身产业效益以外,数字技术更大程度上是在变革传统产业体系。”11月10日,在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工业互联网论坛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说,“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重塑和变革会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任务,中国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潜力和优势。”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华勇表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面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历史关口,一方面需要国家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开展全局性谋划和系统性部署,确保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基础牢固,包容普惠;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在产业链、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和科研院所相应机构应对每一个细分领域的具体问题。
推动数字化、自动化更高效地运行,离不开大量的工业软件。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张平安认为,中国工业软件要突破壁垒、快速崛起,要充分利用云计算框架变革的机会窗,聚合大量懂工业知识的科学家,构建工业软件底层技术。
“数据空间是实现数字生态系统的工具,也是构成数字经济的基础。”国际数据空间协会董事会主席莱茵霍尔德·阿赫思提出,“共享数据的商业伙伴应当参与到价值链创造中,受益的同时,为群体创造更多的价值。”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1日 08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